回顾60年的历史，戛纳电影节不仅是国际影坛名流云集的派对，也不仅是电影政论家们书写标语的告示牌，更是异端挑战权威、先锋显露威力的实验场。可以说，戛纳的历史，也就是一部属于电影的极端史。

　　电影的极端性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题材上挑战禁忌，另一个是在形式上颠覆常规。电影问世的一个多世纪中，正是这两种信念在不断推动电影发展，开辟出更为广阔的艺术疆土。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电影节，戛纳一直是两种信念的贯彻者，评委会屡次把象征最高荣誉的金棕榈颁给名副其实的异类，成就一场异端或先锋的胜利。

　　1961年，布努埃尔反宗教主题的《比里迪亚娜》在戛纳引发轩然大波，由于影片被评委会授予最高奖，梵蒂冈方面对西班牙政府施加压力，不仅导致剧组被迫就地解散，影片也从此在本国禁映。此前的一年，费里尼的《甜蜜生活》在意大利首映时遭遇嘘声一片，戛纳却用金棕榈大奖的荣誉给这种保守态度竖起一根中指。

　　帕索里尼的《一千零一夜》要在美国上映，经过删减也只能评成X级的色情电影，在戛纳却能获得仅次于最高奖的评委会大奖。大卫·林奇的《我心狂野》在银幕上轰飞了威廉·达福的脑壳，也赢得了金棕榈的赞许。有了这样的先例，《不可撤销》、《棕兔》等叫人“无法忍受”的电影自然也可以在这样的电影节上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

　　传统与先锋是永远的矛盾，戛纳电影节上也难免存在截然相反的意见。

　　1989年，电影节主席维姆·文德斯排除众异坚持把金棕榈奖授予独立影片《性，谎言，录像带》，同时参赛的黑人导演斯派克·李大为恼火，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要把文德斯的名字刻在自己的棒球棍上以泄心头之恨。1996年，这一局面几乎重演，以电影节主席科波拉为首的多数评委对《撞车》不屑一顾，结果通过越南导演陈英雄等人据理力争，为这部加拿大的怪片争取到一个评委会特别奖。

　　有以上几个例子，也就不难解释，戛纳为什么宁可把大奖两次颁给冷门得要死的比利时达登兄弟（因《罗赛塔》、《孩子》两获金棕榈奖），也不愿卖大众偶像阿莫多瓦一个面子。

　　■代表影片

　　1《比里迪亚娜》

　　1961年获戛纳金棕榈奖（西班牙布努埃尔）

　　在离开祖国近30年后，超现实主义电影大师布努埃尔于1960年重返西班牙拍摄了《比里迪亚娜》。《比里迪亚娜》通过一位在修道院里长大的虔诚少女的离奇遭遇，表达出布努埃尔对宗教虚伪一面的蔑视与抨击。影片的高潮段落，被女主角比里迪亚娜好心收留的一群流浪汉侵占了庄园，在餐厅里肆意胡闹，画面的构图完全仿照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而占据耶稣位置的竟然是个瞎子。尽管戛纳电影节对影片给予高度评价，将当年的金棕榈大奖颁给这部饱受争议的作品，《比里迪亚娜》却遭到梵蒂冈教廷的强烈抗议，西班牙国内的佛朗哥政府也以“反道德”和“亵渎宗教”为由将其禁演，直到1977年佛朗哥去世后才重见天日。

　　2《一千零一夜》

　　1974年获戛纳评委会大奖（意大利帕索里尼）

　　1974年，饱受争议的意大利学者、社会活动家、电影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来到戛纳，带来了“生命三部曲”的完结篇《一千零一夜》。在此之前，该系列的前两部《十日谈》和《坎特伯雷传说》接连在柏林电影节上引起轰动，分别获得评委会特别奖和金熊大奖。在《一千零一夜》中，帕索里尼借用原著故事集锦的结构，讲述了几个相互关联的小故事，在态度上一改前作的嘲讽，伪装成专供大众娱乐的姿态，以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完成创作。《一千零一夜》最终获得了戛纳评委会大奖，这也是帕索里尼最后一次在国际影坛盛会上的公开亮相，次年11月离奇地死于罗马郊外，他最后的作品《索多玛的120天》尚未上映。

　　3《性，谎言，录像带》

　　1989年获戛纳金棕榈奖（美国索德伯格）

　　1989年的戛纳电影节原本是一届向电影巨匠致敬的盛会，不仅大张旗鼓地纪念卓别林诞辰一百周年，又以大卫·里恩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作为开幕影片进行了隆重放映。出人意料的是，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最终却授予了一部成本仅为120万美元的独立制作影片《性，谎言，录像带》，该片导演、首次执导长片的美国人斯蒂文·索德伯格年仅26岁。评委会主席、德国著名导演维姆·文德斯坚持认为这是一部个性鲜明、令人兴奋的影片，它包含着未来电影的冲动与信心。拍摄《性，谎言，录像带》，索德伯格两周完成剧本，一周结束拍摄，从下笔到剪辑完成，整部作品只用了不到50天的时间。在今天看来，《性，谎言，录像带》称不上写进电影史的传世的杰作，而影片低成本的独立制作模式却启发了全球的青年电影人。

责任编辑:段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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